最近，高校内部管理改革又有了新动静。

10月4日，兰州大学在一篇名为《强师赋能启新程 砥砺奋进谱华章》的文章中，提到了一项重要举措：“取消科级建制，下放三级内设机构岗位管理权限。”

这句话看起来挺“制度化”，但翻译成通俗一点的意思，就是学校要减少行政层级、弱化官本位思维，让管理更扁平、更灵活。

其实，这并不是兰州大学一家学校在动。过去两三年里，“取消科级建制”“推行扁平化管理”已经成了不少高校在内部治理改革中的关键词。

比如：

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今年4月启动扁平化改革，提出取消科级机构设置，将管理岗位控制在全校岗位总量的20%以内。各学院可以根据自身需要，自主设立“无行政级别”的业务机构。

  
  
  
  

• 沈阳音乐学院在2024年的机构改革中，一口气精简了69个处、科级领导职数，撤销了150个教学和直属机构下设系（教研室）科级建制。改革后，学院的机构体系更清晰，职责划分也更合理。

  
  
  
  

• 中国农业大学早在2020年就进行了类似改革。学校从科级及以下岗位入手，推行扁平化管理。改革后，学院内部的科室数量减少了57%，取消了科长、副科长等职务，设置灵活的“科级干部岗位”，更强调岗位职责而非行政级别。

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点：高校们都在主动“瘦身”，希望通过减少层级，让管理体系变得更高效，也让资源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——教学和科研一线。

这种趋势并非偶然。教育部早在2017年就提出过，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，“取消行政级别试点、实行职员制”。随着“放管服”改革深入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，结构精简、权力下放、服务导向可能才是高校管理的未来。

为什么取消“科级建制”？

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多高校开始取消科级建制，不妨先看看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高校的内部机构数量经历了大幅增长。刘继安等学者的研究显示，全国124所高校的内部管理机构，从1980年到2016年，增长了4倍以上。这意味着层级更多、部门更多、行政管理也更复杂。

过去几年，不少高校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：会议多、文件多、检查多，层级之间沟通成本高；管理部门以行政逻辑处理学术事务，教师花在教学科研上的时间反而被“行政任务”挤占。

2021年，中纪委机关刊物就曾点名批评，高校存在“官僚主义”现象。文中提到，有些高校管理人员“以行政逻辑干预学术事务”，导致学术氛围受损；还有教师反映，自己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应付各种评估、填表和会议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取消科级建制就成了一种突破口。很多高校希望通过这一步，先把“管理层次”简化，给组织“减负”，再逐步推动更深层次的机制转型。

2017年，教育部等五部门曾联合发布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鼓励高校推进取消行政级别试点，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，行政权力要更多地服务教学科研。

也就是说，取消科级建制不仅是高校内部的“微调”，更是响应国家层面简政放权的具体动作。

不过，不少教师也提醒，“机构数量的减少，不一定自动带来效率的提升。”有的高校改革后，文件依然多、审批依然慢，只是名字换了。

问题的核心不是“有没有科级机构”，而是“行政逻辑是否真的被改变”。正如山东省政协委员、齐鲁工业大学教授李天铎在一次两会上提到的那样：

“大学去行政化的方向，是让科研人员走专业技术职务，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。取消行政级别，不是为了去掉岗位，而是要把资源配置的重心重新放回教学科研一线。”

换句话说，取消科级建制只是一个入口，真正的目标，是让学术回归学术，让行政回归服务。

为了让这类改革真正落地，很多高校都在摸索操作路径，比如：

设计要有弹性

取消科级建制，不等于取消中层职能。比如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允许各学院根据发展需要，自主设立“无行政级别”的业务部门，这样既能保持组织运转，又能减少层级僵化。

权责划清楚

现在取消了“科级”，那原来的审批、协调、执行权谁来负责？如果事前不设计好，很容易出现“大家都管一点，但谁都不负责”的问题。因此，一些高校在改革中同时出台了“职责清单”和“权责边界表”，让每个岗位的权限、任务、考核都有据可循。

要留“回旋空间”

有的高校在改革后发现，部分职能部门被撤销后出现“无人衔接”情况；有的院系对职责分配不适应。为此，一些学校设置了“过渡期”，允许先试点、再推广，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。如果改革效果不理想，可以随时调整。

可以说，这并不是“一刀切”，而是一项长期工程。取消科级建制，只是一个开始。